后，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

    或许对他来说，不必背负这个帝国的重量，是一种幸运。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那时候，我以为我留下的遗产坚不可摧。

    我看到大兵们乘坐着巨大的运输船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归来。

    他们扔下步枪，亲吻着码头上等待已久的爱人，然后拿起了书本和锤子。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大学，或者是搬进郊区带草坪的新房子。

    那时候的美国，像一台刚刚预热完毕的引擎。

    工厂的烟囱日夜喷吐着白烟，工会的力量如日中天。

    底特律的汽车工人能凭一份工资养活全家，还能买艘小船在周末去湖上钓鱼。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虽然在那抱怨税率太高，但他们依然乖乖地把钱借给实业，而不是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品。

    我飘荡在纽约上空，看着这繁荣的景象，心里甚至有一丝得意。

    我驯服了资本主义这头野兽。

    我给它套上了笼头，让它为人民拉车，而不是吃人。

    我以为这会一直持续下去。

    几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很快，画面开始变化。

    七十年代，石油危机，通货膨胀。

    人们开始焦虑，开始怀疑。

    然后，那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演员上台了。

    他站在讲台上，用那迷人的微笑告诉美国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我在虚空中发出了怒吼，但没人听得见。

    那个蠢货在拆我的房子！他在拆掉那些保护弱者的堤坝！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打断了工会的脊梁。

    我看着他大幅度减税，告诉人们财富会“涓滴”下来。

    财富确实流动了，但不是向下，而是向上。

    贪婪被重新定义为美德。

    华尔街的赌徒们从笼子里被放了出来。

    接着是九十年代，那个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

    我本以为他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