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玉梅还是有些见识的。

国内瓶装水市场究竟有多大，现在谁心里没数，包括张建川。

大家都只能借鉴国外市场和广东那边的发展势头来做一个大略的评估。

但国外市场能不能和国内市场相提并论不太...

林建国把键盘推到一边，手指关节捏得咔咔响，太阳穴突突跳着疼。窗外天色已暗，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出他模糊的侧影——眼窝深陷，下巴上青黑胡茬乱长，像一块没刮干净的生锈铁皮。他盯着屏幕上那行被反复删改又打出来的句子：“陈默站在十字路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调令……”光标在“调令”后面一闪一闪，像垂死萤火虫最后的抽搐。

手机震了第三回，是老婆王秀兰发来的语音，声音压得低，却绷着股硬劲儿：“老林，你再不接电话，我就带着小雨去厂门口堵你。你答应过今儿陪她开家长会。”他没点开，只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角，屏幕朝下，像按住一只聒噪的蟋蟀。可那嗡鸣声仿佛透过桌面钻进掌心，烫得人坐不住。

他起身踱到窗边，拉开一条缝。初冬的风裹着煤灰味灌进来，刺得鼻腔发痒。楼下巷口，修车摊的老张正蹲在路灯底下拧螺丝，扳手敲在铁皮上，“铛、铛、铛”，三声短，一声长，节奏和他小时候在纺织厂听见的下班铃一模一样。那声音撞进耳朵里，竟比键盘敲击声更清晰，更沉，更不容回避。

他忽然想起陈默。不是小说里那个虚构的、攥着调令在风里发抖的年轻人，而是三十年前真真切切站在他办公室门口的那个陈默——蓝布工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拎着个掉漆的搪瓷缸，缸沿磕了个豁口，像缺了颗门牙。那时陈默刚从技校毕业分进厂，林建国是车间技术组组长，管着二十多号人。陈默第一次交上来的一份设备维护记录，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可数据错了三处，其中一处直接导致第二天一台织机主轴烧毁。林建国把他叫到办公室，没骂，只把那份记录拍在桌上，指着错处问：“你写的，还是抄的？”

陈默没抬头，只把搪瓷缸搁在窗台上，缸底水渍在旧木纹上洇开一小片深色：“抄的。抄前年老班长的笔记。”他顿了顿，喉结动了一下，“但他去年病退了，笔记里没写这台新换的德国轴承的热胀系数。”

林建国当时愣住了。他见过太多人把错误推给“不懂”“没教”“没人带”，可陈默说的是“抄”，是“老班长笔记里没有”，是直挺挺地把空白摊开给你看。那晚他破例留陈默在办公室，就着台灯昏黄的光，两人对着进口轴承说明书啃到凌晨两点。陈默用铅笔在说明书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注解，字小得像蚂蚁爬，却条条钉在要害上。临走时，陈默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大口凉茶，水珠顺着他下颌线滚进领口，他抹了把嘴说：“林师傅，下次我抄之前，先自己算一遍。”

后来呢？后来陈默成了厂里最年轻的维修班组长，林建国升了技术科副科长，再后来……后来是九十年代中期，下岗潮像一场没预告的暴雨砸下来。厂子扭亏无望，第一批名单贴在食堂门口，油印字迹被雨水泡得发晕。林建国的名字在第二页中间，陈默的名字在第三页末尾。那天下午，林建国没去办公室，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车间里，听机器停摆后残留的嗡鸣在钢梁间游荡。陈默来了，没说话，把一摞油渍斑斑的维修手册塞进他怀里，封面上用红笔写着：“林师傅留念——陈默 ”。手册里夹着张纸，是手绘的厂平面图，重点标出十二处备用电源接驳点，旁边小字批注：“万一停电抢修，照这个顺序接，省十分钟。”

林建国把那张图一直夹在钱包夹层里，皮面磨得发亮。去年清理旧物时翻出来，纸已脆黄，红笔字迹褪成淡粉，像干涸的血痂。

手机又震起来，这次是视频通话请求，头像框里小雨的脸蛋占满屏幕，鼻尖上还沾着一点没擦净